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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标签化:大农场和小农户的浪漫想象
  

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大型拖拉机和规模化单一耕种为代表的美国大农场农耕,替代了代表中国传统小农户生产方式的种养结合成为一种标签。无论对于普通中国人还是对于农业专业的人来说,大农场都是中国人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进程中对传统与现代分界的浪漫想象;而“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则是陶渊明等中国士大夫对自给自足小农户的浪漫标签。

中国自7000年前开始驯化野生稻种,以灌溉农业为主体的东亚农耕文明一直持续了几千年,这种耕作方式形成实际上是基于东亚资源和人口相对紧张的条件下,东方人随着历史演进对自己耕作形态做出的选择。在中国,适合耕作的土地很少,多是山区丘陵地带,不适宜大型机械耕种,也就形成了手工耕作的客观条件。而且因为农耕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货币化程度极低,农业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对产业分类上的第一产业,更是多功能的,以生计为基础,种养殖结合保证了农户一年的口粮和肉食供应。

乡土文化的多样性和“愚贫弱私”

前几年,一位英国的朋友跟我说他们正在探索建立一种内部循环的社区,这个社区尽可能少的依赖于外界资源,也尽可能少的对外界输出资源。在这个全球化大潮日益强盛的今天,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在进行着使社会生态系统更加稳定的在地化生活的非主流尝试。中国的乡村其实自古以来就是自给自足的,即使发生像SARS这样的疫情,一个乡村封闭起来仍然稳定,运转有条不紊,而城市如果缺乏了外部食品等物品的供应则立刻会出现动荡不安,城市是一个依附系统,需要外部动脉源源不断的输血进来,否则,立刻就停止跳动。

再说最近的饲料价格上涨,其实是美国大旱的影响。近年来有个新词儿叫做“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就是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除了传统的领土、海洋、领空等常见的主权外,实际上,一个国家能否控制自己的食物体系,与能否控制领土主权同等重要,因为食物是人每天必不可少的必需品,也因此,控制一个国家的农业体系,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这也有个新词儿形容,叫做“食品政治(Food Politics)”。美国的大旱影响到了大豆、玉米等饲料原材料的产量,进而影响价格并导致中国的饲料价格上涨,这种情况在日益全球一体化的食物体系中会变成常态,系统风险增加。

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因为农业的剩余本来就少,加上每个独立的农户要承担从种子到市场所有的风险,比如天气的风险、管理的风险和市场的风险等,因此,“小农意识”是天然形成,本身并无褒贬含义。农民家庭需要面对这么多不确定的风险,手里的余钱剩米又非常有限,唯有尽可能通过各种方式来降低自己的风险,如使用更多的农药和化肥来提高产量、改善品相,这应该也是舒尔茨理性小农中所认为的小农无法完成技术进步的一个原因,因为小农生产剩余极低,不具备自我投资的可能。这就是农户理性。晏阳初所说农民的愚贫弱私,也是在小农意识的条件下形成的。

乡土的浪漫化

“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 亦耕亦读、耕读并举的乡土生活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对乡土社会的浪漫想象,并且多少带有一些对于社会现状不满却又无力改变的逃避。

中国农耕文化之真正核心在于其多样性的生态内涵,而这种兼容的多样文化的最好的体现地即是中国的乡村。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如此之多的居住和生活形态,无论是在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还是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丘陵山地地区,抑或在有水有田的桑基江南,北方多聚居,南方多散居,中国人以其相对匮乏的自然资源,养活了如此众多的人口,并且还创造了最少使用资源和最高度利用在地化资源的生活形态。每个乡村都有其独特的语言、作物、建筑风格、手工业、服饰、饮食文化……,“十里不同天”大体就描述的是乡村的丰富和多样变化。

可是,农耕生活很多时候并不浪漫。有句老话形容传统农业的一个特点叫做“看天吃饭”,是说农业受到自然界影响很大,如果没有设施的话,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农民生产的过程因为其机械化程度低,又都是在自然界劳动,特别是风吹日晒,体力上自然是非常辛苦的。而农地工作不比流水线生产,种子播下去的,每天都需要伺候打理,没有停工的那一天。除了需要和自然界打交道之外,农民还需要和市场打交道,生产出来产品之后就要发愁如何销售出去,一旦遇到某一年市场信息把握不好,产品销售困难,就立刻影响到全全家的生计。在这种条件下,农户一定是选择降低影响收入的所有可控变量,在这样一种理性之下,再加上信息的极度不对称,导致农业的化学化成为必然趋势。

另外,多年在乡村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不能浪漫化小农生产的一个原因是在乡村中往往掌握技术和资源的也是少数农民,如果说每个农民都会种地是一项普遍技能的话,那么能种好地的真正的菜把式则少之又少。如何能让技术、资源信息在乡村中更加对称,这也是乡村建设遇到的核心问题。

当“资本、土地、劳动力”这发展的三要素从农村净流出时,乡村不再是田园,很多乡村都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投入,特别是教育和医疗,如果乡村不能在这两方面获得平等的待遇,那选择在乡村居住的人也就越来越少,而城市中因获利容易,资本就在城市聚集,城市和乡村并未给我们提供平等的选择。

缘何被标签?

原美国土壤局局长在他百年前的著作《四千年的农夫》中曾经有过对美国和东亚农业耕作形态的对比,尽管他认为东亚的小农耕作更加可持续,因为中、日、朝这三个国家在几千年的农业耕作中以有限的资源养活了众多的人口,同时他对美国依赖机械和石油的农业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他也同样认为小农生产无法复制到美国,美国的农业耕作形成是殖民者占据了原著民的草原开垦出来的农耕体系,因其自身所形成的基础,再加上人口和资源的比例,就决定了它的主流必然是机械化规模生产。

而其实,大型的农场内部也有相对性,比如,我曾经拜访过一个将近三千多亩地的有机农场,种植大豆和玉米、小麦。以这样的规模很难实现精耕细作。但按照比较好的轮作等有机种植方法,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要高于常规的耕作方式。可是,如果比较同样做有机农业的小型农场和大型农场,则肯定会发现较少使用机械小型农场,同样条件下,小型农场的土壤质量是好于大型的农场的。而在澳大利亚,同样是殖民地背景的大农场形态,但农业体系相对美国更可持续,工业化程度不高,生态环境好,甚至免耕和覆盖体系都可以通过机械操作。

因此,不能简单下定义说大农场就是负面的,但也要看到大型农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比如美国农场的面积越来越大,因为作物生产成本高于市场价格,农场主收入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只有规模化生产才能有规模收益,边际成本降低。小型的家庭农场很难生存,大型农场不断吞并土地。于是,一个地区的原有的社区就逐渐衰败甚至消亡。2008年我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西南部走访了很多乡村地区,很多小镇上只有几十或者百来人,年轻人也越来越少,而原有的很多完好的公共设施,如学校,都因为没有了孩子而荒弃不用。

小农模式也并不意味着生产与市场的对立,而是生产和生计的结合体。小农户有其内在的环境友好,种养殖结合的循环链条,小农的形态是自然条件和人类生活双重作用下自然形成。而面对当下社会,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增强小农的对话能力,无论是应对市场还是更多承接其他资源,农户生产本身可以是小规模的,而销售、争取权利则必须是有组织、有规模的。参考日、韩的综合农协体系,让组织化将小农微弱的剩余形成规模,进而可以与规模资本抗衡,否则小农户就永远是被边缘化的主体,就是弱者愈弱的逻辑。

去标签化

去标签,也就意味着要因地制宜。这四个字说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这是农业产业化的最大难题,要想标准化农业生产流程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很多时候只能讲原则,因为即使是在北京通州区和海淀区的农业物候都有差异。

如何能真正做到在地化或者因地制宜,这是需要智慧和时间以及认真的调查研究。而现在一切以快为主的发展目标则告诉我们农业项目大多都忽略了因地制宜,而仅仅重视发展速度和可复制性。

多数情况下,做社会组织的朋友热衷于某些理念,比如:小的是美好的,对田园生活充满理想和幻象,而缺少对大局的思考和判断,这使得他们缺乏对资本的深入认识而难以相互合作;而大资们则对认为要想摆脱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导致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则必须学习美国建立大型农场,高度机械化,对小规模的实践嗤之以鼻,却不曾想象被排斥出乡村的劳动力该如何就业,是否能够提供有效就业,还是到城里去造假卖给乡下人?

而,无论大农场还是小农户,在整个农业领域三要素净流出的情况下,和金融资本控制性的力量来比都是微弱的。

中国有句古话:物极必反;波兰尼有句新话:双向运动。以小农户为代表的传统农业有其先进的因素,而以大农场为代表的现代农业也有其落后之处。

实际上,去标签是做农业之前最重要的功课,这样我们才能轻装上阵,做有利于乡村建设的创新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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